当晨光还在城市脸庞上闪动，巷陌里已传来了铁牌子的敲打声了——
来自寺院的行者、头陀，一手执铁牌子，一手用器具敲打着，沿门高叫着“普度众生救苦难诸佛菩萨”之类的佛家用语，同时，以他们平日练就的念佛的嗓音，大声地向坊里深处报告着现在的时辰……
起初，报晓的本意是教人省睡，起来勿失时机念佛。这样，行者、头陀们在日间或当月，过节时便可以上门要相应的报偿了：施主将斋饭、斋衬钱赐予他们。由于行者、头陀所具有的唤醒痴迷的本色，加之他们每日恪守时间准确无误，日子一久，行者、头陀便成了职业的报晓者了。
这种职业的报晓者，甚至还从东京、临安等中心城市走到村路之上，陆游诗便是证明：“五更不用元戎报，片铁铮铮自过门。”所不同的是在大城市中的报晓者，还担负了向市民报告当天气象的任务，晴报“天色晴明”，阴则报“天色阴晦”……
天气的预报，表面看去是提醒市民注意冷暖，未雨绸缪，实际是受商品市场利益驱动的一种别致的服务。“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临安的这一俗谚，非常形象地道出了任何轻微的服务性工作，都是要付以金钱的。
宋代木人报时图
那么，在报晓的同时兼报天气，自然要增加酬劳的砝码，这是可想而知了。这就如同东京乾明寺的尼姑，也将自己刺绣物件拿到大相国寺市场上出售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临安的天气预报是非常准时的，无论风雨霜雪，报晓者也不敢稍有延误。
说到报晓的行者、头陀，使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管锥编》中所述：中世纪欧洲盛行的《黎明怨别诗》，说的是：报更夫或望风的友人代报晓鸡，使情侣自酣睡中惊起。如果将此与宋代城市报晓者相比，显见，中世纪欧洲的“报晓催起”，多为“私情幽媾”，而宋代城市的报晓者，念佛色彩渐褪，唤市民早起投入市场洪流的意识增强——
因为自宋以来，城市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渐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商业中心，以至各地的城市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市场，其中，东京、临安以其首都地位而独领风骚，成为一个大市场。
这个大市场的晨景究竟如何?从宋话本中得知：在临安候潮门外，才到四更天，就有“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
这像大战前的寂静，但已为正式开始的早市准备了华彩乐章。我们还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再找到印证，这幅长卷的起首部分也是：早晨，树木夹峙的郊野小路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着一队五匹驮载着煤炭的毛驴，向汴城走来……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口景象
这是宋代城市每天醒来的第一序曲，它透过这晨景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和发达的郊区相结合布局的特点，在宋代笔记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每天一大早，东京南熏门外都有驴驮着麦子，成队络绎而来……
它标示出发达的郊区承担着向城市输送生活物品的任务，联系《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虹桥上下的五头背驮着圆滚滚的粮袋子的毛驴，更可看清这一特点。这种唤作“驮子”的毛驴，是东京早市不可缺少的。
这些驴驮子驮载着的各式货物，不仅仅来自郊区，还有来自远方的两浙布帛、广东珠玉、蜀中清茶、洛下黄醅……又将都市作坊生产的和铺席出售的各样物品，如墨、笔、旗帜、香药，驮载到四方，我们仿佛看得见在这驴驮子背上驮载出的一束束转运贸易的历史新曙光……
与驴驮子的橐橐蹄声交相呼应的是汴河舟楫的舵、橹击水声，舵、橹搅碎了倒映在汴河上旭日的光影，搅碎了汴河堤岸酣睡市民的梦境……一艘艘满载各种货物、粮食的船只，自汴河驶来，驶入东京——
像输血一样，将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谷，丝帛布缕，鲐鲰鲍，酿盐醯豉，米麦杂粮，一一输入东京，可以说，无所不有，不可殚纪，这才使东京变得无比鲜活。
从史籍看，东京经济的生命线为汴河，每年从这条河运来的江、淮、湖、浙数百万石米，及至东南物产，百物重金，不可胜计。东京的粮食和使用的各种物资，主要依靠汴河船只运输的供给。
从《清明上河图》的右面看去，有一艘停泊在汴河岸边的货船，役夫正从船上往岸上背粮袋子；在另一端的一艘货船上，几个役夫也正在船上往下扛货物……这是繁忙的汴河运输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里，市场交易的帷幕才逐渐拉开……
倘若站在汴河之畔高处一望，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汴河集中着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客、货、漕、渡各式船只，船板交错，重叠钉成，船首采用压水舱式，即利用船首甲板的一部分，敞舱使水流由此自由通过。
船尾有可调节往后作纵向上翘的平衡舵，船中桅杆底座为人字形，根据需要可放倒或竖起，并用数十根绳索支张予以定位。船上居室、货舱齐备，有桨有橹，其橹甚长，八人齐划方行。
划橹的船工，一侧四人前倾，一侧四人后仰，抬头低首，各具神态，齐心合力，用劲搏浪，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受到一种勃勃的生命力量的感染，这确实是东京早晨最为动人的一幕。
当我们将目光从早晨时的汴河繁忙运输景象，转入汴河岸上，从东京城内最早开市的地方开始，我们就会看到早晨的“人力市场”，在每一街巷口处，都围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
这些“人力”们，一个个伸颈伫立，只盼着来人呼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绝早出来出卖其劳力，就是因为在大城市里，集中着一大批百万巨贾、封疆大吏、权威势要、衙门官署……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市场为他们服务。
而每天早晨就是这些达官贵人选择这些“人力”的最佳时候，更准确一点说是低级市民们，在等待着高级市民的雇佣。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之间，活跃着经纪人。如政和年间在东京为官的王安国，
其儿媳妇有身孕，要找奶妈，有一女侩向他介绍：有一死去丈夫的女子，要求出卖自身，于是，王安国用三万钱将那女子买来当奶妈。无独有偶，政和八年（1118），湖北的孟广威，其夫人生一男孩，急找奶妈，而且要找姿容美丽者。孟请来“牙侩”，提出这一要求。许多牙侩一并努力招募，才找来这样一位符合孟广威所提标准的奶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