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张约斋曾把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划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即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在张约斋笔下，每个月都有节日、有活动，如果说正月岁时更新，是节日活动之高峰，还情有可原，可那平平常常的四月孟夏，却也是活动不断，好像每天都在节日之中——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荼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欧渚亭观五色罂粟花
在史家以往的研究中，一向认为城市的一般市民是无法享受游玩之乐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节日乐趣，实际出入很大。在宋代城市，最普通的市民都有机会和条件，充分地沐浴在岁时节日的欢乐之中。这是因为宋代的城市，旅游和娱乐的功能愈益显著。在南宋驿路上的白塔桥商店里，就专门出售一种称为“地经”，类似今日导游图性质的《朝京里程图》。这个《里程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在桥壁题诗说：“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南宋印刷出版了导游图，说明临安可游玩处很多。如果将当时描写这方面城市风貌的文字综合起来看，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百亭千树，林间水滨；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多妍丽，俗重登临；潺潺鸿沟，涣涣洧水；帷幕蔽野，轩盖成阴；暮而忘归，乐不绝音；高显宏丽，百美所具；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四方异花，于是乎见；百啭好鸟，于是乎闻……
倘若仅仅是在盛夏时分到柳树成荫、榆树成林的汴堤上去游览一番，就会获得无限乐趣了，更不要说是到城内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的园林去。广大市民已经善于利用城市优越的游览玩乐条件，在岁时节日展开自己的赏心乐事之举——
如宋代城市中较为普遍的春天赏花活动。以洛阳牡丹为例，一到花开时节，洛阳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就是挑负担者也是这样。花开时，市民便来游赏，甚至在古寺废宅处为市，并张幄幕，笙歌之声相闻。最盛的像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谢才算结束。
像能开千叶黄花的姚黄牡丹，全城市民必倾城往观，乡下老百姓也扶老携幼，有的不远千里赶来观看这种花开盛景。这样风气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传遍了整个宋代的城市。像号称“小西京”的四川天彭，也是一到牡丹开时，自太守而下，都往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的时节就是清明、寒食之际。
这种以春序正中、百花齐放之时最堪游赏的观念，已成为宋代市民的共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积极推动着各种时序性节日向着更耐欣赏、更加好玩的方向变化发展。“打春”即是这种时序性节日的范例——
自北宋开国以来，每年正月初六日，“立春”来临的时候，都要由太史局造一只土牛，放在迎春殿。待这一天到来，由太常寺备乐，将这只土牛迎出殿堂，然后鞭牛，举行俗称为“打春”的仪式。
用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早在周秦时代就开始了，历代相传成习。发展到了宋代，土牛仪式又有了“重文”的迹象。如土牛本不着色，任土所宜；可是宋代所造的土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所以苏东坡用“衣被丹青”的句子来形容土牛。
至于立在土牛旁专司策牛之职的土偶人，即通常所说的“勾芒神”及其服饰，甚至土牛的笼头、缰索皆有规度，不容乱造。从策牛人服饰看，头履鞭策，可随时候之宜，用红紫头须之类，不像他站的位置那样严格。策牛人的位置，则必须是：春在岁前，策牛人则在牛后；若春在岁后，则策牛人在牛前；春与岁齐，则土牛与策牛人并立。假如立春在腊月，则是春在岁前，即策牛人在牛后；立春在正月内，则是春在岁后，即策牛人在牛前。
就天文历法而言，“寅辰午申戌子为阳”，“卯巳未酉亥丑为阴”。那么阳岁，策牛人居左；阴岁，策牛人居右。土牛的缰索须长达七尺二寸，象征着七十二节候。土牛的鼻中用桑柘木做成的环，名曰“拘”，以每年正月中“官色”为准。
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繁琐的规矩，土牛做成，其结果必然是观者如堵。在远离东京的四川成都，还未到立春时节，由于县吏将土牛、策牛人放置府门外，便呈现出观者颇众的场景。
每逢此时，常有当朝大手笔写出《立春祭土牛祝文》之类的文章，表达诸如“土牛示候，稼穑将兴，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等等吉祥之意。也有著名文士赋诗，较为形象地刻画出了鞭春的氛围。神宗时代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在题为《立春观杖牛》的诗中这样写道：
清霜凉初曙，高门肃无哗。
行树迎初日，微风迎高牙。
慈辰亦何辰，见此气候嘉。
有司谨春事，象牛告田家。
微和被广陌，缨弁扬蕤葩。
代鼓众乐兴，剡剡彩杖加。
盛仪适云已，观者何纷拿。
因思古圣人，时儆在不差。
礼实久已废，所重存其华。
晋非鲁观宾，胡为亦咨嗟!
正像韩维诗所描绘的那样，官吏们手挥鞭杖，在鼓乐的伴奏下，抽打土牛，揭开了“立春”的序幕。按《礼记·月令》篇记载，当时出“土牛”但不用杖打，可是到了宋代却有了“打牛”的仪式。
宋代以前，出土牛放置几日乃至七日才除掉，可是，宋代却是打完立即除掉。更为有趣的是，当“鞭春”完毕，市民蜂拥而上，分裂这条土牛，人们前挤后推，互相攘夺，以至有人在争抢中毁伤了自己的身体。市民之所以年年在立春时演出这样的一幕，就是因为宋代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得土牛肉者，其家宜蚕、宜田，又可治病，兼避瘟疫。如《宣和宫词》写道：“春日循常击土牛，香泥分去竟珍收。三农以此占丰瘠，应是宫娥暗有求。”看来，皇宫内苑也未超脱这一活活泼泼的民间“打春”的风情……
在宋代城市中较多的还有一种宗教性岁时节日，从上至下都是非常热衷的。如宋政府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特下《六月六日赐休假诏》，颁布全国：“在京百司及诸路，并赐休息一日。”这就从时间上保证市民可以在六月六日崔府君的生日里欢乐一番。其实崔府君只不过是一主幽冥的神灵，他的生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宗教性岁时节日，但也使整个社会十分重视。
与崔府君生日相提并论的是六月二十四日“灌口二郎”即俗称“二郎神”的生日，史书说此日“最为繁盛”。政和七(1117)，徽宗还曾专为修二郎神庙宇下过一道诏书，自春及夏，市民们都去背土献役。更早一些时候，在四川的益州，一百多名恶少年，还要造二郎神像，为他们的造乱壮声势。
不管什么样的市民，出于何种目的，都对二郎神顶礼膜拜。这不单纯因为他是自秦代就传下来的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宋代市民继承了自唐代以来的将二郎神用“戎装，被金甲，珠帽，锦绣，执弓，挟矢”予以美化的传统，经过不断反复的繁衍变化，二郎神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蹬飞凤乌靴，龙眉凤眼，皓齿鲜唇，手执弹弓，丰神俊雅。
由于二郎神在市民心目中是这样一位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故有不法之徒，打扮成他的模样，到太尉府中勾引内宫遣回的韩夫人。韩夫人被假二郎神的丰采迷惑，竟与其勾搭成奸。这个故事倒是反映出了二郎神在宋代城市生活中影响之大之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宋代话本中所描写的韩夫人，一看到二郎神像竟情不自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语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一尊土木形骸，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二郎神已由须仰视才见的神的地位变至活生生的亲切可触的市民化的理想人物位置上了。这一特点在其他宗教性岁时节日上体现得也很充分。如每年除夕的驱鬼游行——
《吕氏春秋·季冬纪》有除夕前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的记录。商周至战国时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在腊月及其他时间，都有一系列傩仪，以便驱疫。汉代以后集中在腊八或除夕举行。
《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子为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盾，十二兽，有衣毛角。”
宋代以前除夕夜驱傩样式大致如是，除唐代驱傩又称为“打野狐”，傩仪有些微变化，如方相氏由一位增至四位，“子”扩充到了500人外，其余均如《后汉书》中所述。
到了宋代，除夕驱傩为之一变，最显著的变化是方相氏、十二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门神、将军、判官、钟馗、小妹、六丁、六甲、五方鬼使、神兵、土地、灶君、神尉之类，多达千余人。他们从宫内鼓吹走出，吵吵闹闹，游行至城外，“埋祟”去……
比较而言，除夕驱傩这一宗教性岁时节日，变化到宋代，是更贴近市民生活了，娱乐成份更强了，宗教祭祀性相对减弱了。这可以方相氏、十二兽来说：
方相氏，是古代逐疫的神，送丧时也用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路神、险道(先导)神。方相氏的最早起源是黄帝元妃嫘祖死在道上，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因此嫫母为方相氏。嫫母面貌丑陋，便成为逐疫驱鬼的神。
从后世门神像依然可见宋门神模样
十二兽，又通称为十二神，其形象有的为虎首人身，衔蛇操蛇，四蹄长肘；有的有翼能飞，似牛狸尾，尾长曳地，其声如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或称穷奇，或称强良，形象丑恶无比，令人作呕害怕。门神等为市民所乐见的形象，代替了方相氏、十二兽，成为驱傩队伍的代表，这是因为市民将宗教性的岁时节日当成了一桩赏心乐事来对待——
据史载，汉代就有门神，从出土汉墓中的壁画和石刻线画中可见。唐代则有寺庙药叉天王之形象，可为门神雏型。至宋代，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的塔基内门侧壁画中也出现了门神形象：
东侧画头戴金盔，身披铠甲，全身戎装，手持利剑、宝塔的天王；西侧画的天王，右手执剑，左手舒掌当胸，足下踏有药叉。此图绘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可谓后来秦琼、尉迟恭门神图形之范本。